2．日本传统行政法解释学具有统治性 日本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法是公法，其核心是行政主体的优越性或行政行为的权力性。

2.再造行政程序，明确关联行政过程的逻辑关系 即通过对实体法规范的梳理，明确复杂行政活动中关联行政程序之间的逻辑关系。  结语 违法性继承是现代行政过程发生结构性变迁而引发的世界难题。

[45]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5条明确了人民法院可以做出确认无效的判决，这对于规范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们形成符合本土法治框架的违法性继承教义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尽管法院不能针对先行行为作出确认违法或撤销的判决，但在后续行为的当事人将其作为后续行为违法理由时，法院的审查权并不因此受限。[29]沈岿：《行政行为公定力与妨害公务》，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非由法定机关经由法定程序，这种效力不容否定(我们姑且称其为公定力)。

各项证明的内容是否正确、综合验收小组的打分是否恰当，也不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范围。参见前引①，王贵松文，第102页。针对这一判决，Stephan Rixen强调，宪法法院通过延续此前的限缩式解读方案，对基本法第72条第2款规定的各种情形在内容上进行了详细阐明，并加强了对在该款框架下产生的立法权的宪法审查。

[3] 除了难民危机，德国宪法学去年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宪法同一性（Verfassungsidentit#228;t）。2月26日，德国空军在珀伽索斯行动（Operation Pegasus）中，[149]将132名德国公司员工（其中德国公民22名）从利比亚撤退至希腊。注释: [1] Sloterdijk, Es gibt keine moralische Pflicht zur Selbstzerst?rung, Cicero 2016, S. 16 (20). [2] Kersten, Ausnahmezustand ?, JuS 2016, S. 193 (202). [3] Zielcke, "Staatsversagen" ? – Rechtswissenschaftler Christoph M?llers zur Flüchtlingskrise, Süddeutsche Zeitung, 22.1.2016. [4] 关于这一与欧盟法有关的主题，可参见Sch?nberger, Identit?ter?: Verfassungsidentit?t zwischen Widerstandsformel und Musealisierung des Grundgesetzes, J?R 63 (2015), S. 41; Wischmeyer, Nationale Identit?t und Verfassungsidentit?t. Schutzgehalte, Instrumente, Perspektiven, A?R 140 (2015), S. 415. [5] BVerfG, Beschluss v. 15.12.2015 - 2 BvR 2735/14,? Leitsatz Nr. 2, Rn. 40 f.;? BVerfGE 134, 366 – OMT. [6] Fuchs/Klein, Seehofer unterstellt Merkel ?Herrschaft des Unrechts, Passauer Neue Presse, 9.2.2015. [7] Müller, Di Fabio liefert Seehofer weitere Munition gegen Merkel,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3.1.2015. [8] Di Fabio, Migrationskrise als f?derales Verfassungsproblem, Gutachten im Auftrag des Freistaates Bayern, 8.1.2016, S. 33 f., 37, 41. [9] ebd., S. 77, 83. [10] ebd., S. 89, 118 f. [11] Anger, Interview mit Hans-Jürgen Papier – ?Unbegrenzte Einreise ist ein Fehler, Handelsblatt, 12.1.2016. [12] Bast/M?llers, Dem Freistaat zum Gefallen: über Di Fabios Gutachten zur staatsrechtlichen Beurteilung der Flüchtlingskrise, VerfBlog, 16.1.2016, http://verfassungsblog.de/dem-freistaat-zum-gefallen-ueber-udo-di-fabios-gutachten-zur-staatsrechtlichen-beurteilung-der-fluechtlingskrise/ . [13] 巴尔干路线（Balkanroute）是指经巴尔干半岛连接近东与欧洲的路线，涉及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及斯洛文尼亚等国。[52]但国家的差别对待行为并不能根据各宗教的内容做出，其区分的依据只能是一些结构性的标准，例如信徒人数、该宗教团体公开活动的强度及其社会意义等。

[170]由此出发，对于宪法法院此次裁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是，联邦警察的支援行动到底应由联邦议院还是相应的州议会负责并加以民主正当化？ 根据宪法法院的判断，关于联邦警察基于基本法第35条第2款第1句的支援行动，只有在其依据由基本法确立并由《联邦警察法》加以详细规定的职权分配方案，系属联邦职责范围之时，联邦议院及其议员和党团对此才享有质询和信息权。田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只需要可信地证明，基于其作为信徒的自我理解，佩戴头巾的行为具有宗教动机。[198]宪法法院法官随后得出初步结论，国家民主党委员会内存在宪法保卫局线人并不构成程序障碍，进而判定本次申请进入主体程序审查。对于联邦议院的这一信息请求权，联邦政府必须在事实上详尽地、在时间上不加延迟地加以满足。此次会议形成的海伦基姆草案（Herrenchiemseer Entwurf），成为当年9月1日开始的制宪会议上，议会委员会（Parlamentarischer Rat）起草基本法的重要参考文件。

1.法律框架 国家教会法（Staatskirchenrecht）是公法的一个传统领域，其以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制度性法律关系作为规范对象。[109] 在2000年判决的基础上，宪法法院第二庭又于2015年做出此次裁定，其中的争点已经不再是授予宗教公法团体地位的实质性条件问题，而是两个相对形式性的问题，但这两个形式性问题又分别涉及联邦制和权力分立这两个宪法根本原则。这意味着，只有基于法律才能对宗教自由进行限制，而且该法律必须追求正当的目的，且符合适当性、必要性以及狭义比例原则。从基本法第6条第1款的保护面向中——国家对父母抚养教育子女予以支持资助——并不能推导出针对某种特定国家给付的请求权。

只要有德国士兵参与了武装军事行动，即构成宪法上军队的军事行动。其次，对许多市民来说，周末往往是其通过自我集会参与公共意见形成过程，并在真正意义上表达立场的唯一机会。

法院判定，基本法第4条第1、2款对信仰和宗教表达自由的保护，亦保障教师在宗教上开放的公立学校中，遵从基于宗教理由而被视为一种义务的遮蔽诫命的自由，佩戴穆斯林头巾即可被认为属于这种情形。这至少部分改变了宪法法院此前在此类案件中的裁判方针。

国家职责之履行与宗教事务之完成，在组织和内容上必须分割，这是宗教与世界观中立原则在宪法上的表现。因为只有在此时，联邦议院才能发挥正当性传递的功能。[148] 2.珀伽索斯行动案 2011年，在利比亚内战爆发前夕，鉴于当地的供给和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同时陆路撤退方案具有较高风险，德国外交部与国防部于2月24日决定，由联邦国防军空军将德国公司员工从利比亚东部沙漠地带的一个油田基地撤出。1952年，宪法法院禁止了社会主义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SRP），[193]该党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纳粹党）的继承组织，而纳粹党本身则在1945年10月被盟军管制委员会禁止。一般情况下，对于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去表达其自身的利益和关切，应当由公民自我决定。2.第二次头巾裁定 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庭于2015年1月27日做出了第二次头巾裁定。

此外，在边界设立检查站、对入境人员进行系统检查，也并不属于国家性的必要条件。基本法第140条结合魏玛宪法第137条第5款第2句实际上只规定了一些在全联邦范围内有拘束力的标准，对此，各州在具体授予公法团体地位以及制定关于具体特权与义务的州法规范时，必须加以尊重。

该法对于实现其立法目的——保障团体协议自治的运行能力——也是必要的。需要与此进行区分的概念是教会法（Kirchenrecht），教会法是由教会和宗教团体自身针对其内部事务制定的法规范。

[45]在宪法学上，从魏玛宪法第137条中推导出的国家中立性（Neutralit#228;t）与平等性（Parit#228;t）原则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毋宁，国家负有保障集会自由实现的责任。

仅仅希望制定一项全联邦统一的规定，抑或实现生活关系的普遍提升，均不能满足第72条第2款的要求。这一禁令主要涉及两个此前已经登记的集会：由德累斯顿无纳粹联盟（Bündnis Dresden Nazifrei）组织的难民欢迎大会，以及由右翼团体组织的对立集会。[138] 法案通过后，汉堡州政府旋即针对《联邦父母金及父母假期法》中涉及子女抚养金的第4a – 4d条，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抽象规范审查程序，其认为，联邦缺乏就此事项立法的权限。[24]在这一背景下，从1970年代开始，德国国家法学开始明确地将其研究进路描述为法教义学（Rechtsdogmatik），这亦是为了保障国家法学独立的学术内核。

进而联邦政府原则上就没有义务，就属于州警察责任范围内的行动及相应的准备、计划和实施情况进行回应。最终，作为一种妥协方案，魏玛宪法中的教会条款被保留并被作为基本法的组成部分。

[150] 关于军队（Streitkr#228;fte）的部署使用，基本法仅就防卫情况（Verteidigungsfall）做出了明确规定。[97]Georg Neureither亦对宪法法院表示肯定，其指出，宪法法院在此次裁定中重新启用了实践中的调和（praktische Konkordanz） [98]这一基本权利教义学中的重要原则，这有助于提升困难裁判的可接受性。

[42]宪法法院指出，某个团体能否作为宗教受到基本法第4条第1、2款的保障，不仅取决于其自我理解，还要求该团体依据其精神内容和外在表征，确属宗教或宗教团体。[25] 在文章的最后，Sch#246;nberger得出结论，现在已经到了与教授的法和科学的法之时代（die Zeit des Professorenrechts und des #8222;wissenschaftlichen Rechts）彻底告别的时候了——面对民主制定的实定法以及范围广泛的高等法院审判权，对传统意义上的德国道路来说，已经不存在任何空间。

第二层审查的内容是利益权衡，在此法院引入雇员的基本权利，在雇员的利益与教会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在其雇佣合同中，由德国天主教全体主教于1993年制定的《教会劳动关系中教会服务基础规章》（Grundordnung des kirchlichen Dienstes im Rahmen kirchlicher Arbeitsverh#228;ltnisse）被作为有拘束力的组成部分。亦可参见宪法法院2014年做出的武器出口判决，BVerfGE 137, 185 (234)。此处宪法法院援引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判例，[93]对关涉雇主与雇员双方利益的各项因素分别加以列举分析，[94]具体包括：违反忠诚义务的持续期间与严重程度，雇员本人明知其行为违反忠诚义务，雇员自愿服从教会劳动关系中的相关规定，雇员本人在任职单位中的职位及其对外影响，如保留其职位对雇主权益的影响，以及该雇员再次就业的可能性等等。

本文以下介绍的联邦宪法法院2015年最新裁判，凡已收录进宪法法院官方裁判集的，均依惯例引用官方裁判集，格式例如：第二次头巾裁定（BVerfGE 138, 296 – Kopftuch II）。根据基本法第115a条第1款，当联邦领土遭受武力攻击或此种攻击之迫切威胁时，经联邦参议院同意，联邦议院可决定进入防卫情况。

而授予公法团体地位的法律，实质上替代了行政行为。[111]此外，这里还涉及基本法第19条第4款有效权利救济的问题，因为如果以法律的形式授予宗教公法团体地位，那么相关的宗教团体即无法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宪法诉愿就成为唯一的法律救济途径。

同样，从基本权利中，亦无法推导出给付子女抚养金对于建立同质生活关系之必要性。同时，该判决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们对以往只关注税收分配的家庭政策进行审视检验。